喝点VC｜a16z联合创始人：真正危险的不是投错项目，而是错过下一个Google

喝点VC｜a16z联合创始人：真正危险的不是投错项目，而是错过下一个Google 喝点VC｜a16z联合创始人：真正危险的不是投错项目，而是错过下一个Google Modified April 28 Marc Andreessen ： 这个问题我会直接转给我们负责投资者关系的主管。不过这和你刚才那个 “ 你们会不会真的在乎 500 万美元投资 ” 的问题，答案其实是一样的。有一些有限合伙人真的非常、非常聪明。更具体地说，在有限合伙人这个圈子里，有一些人非常有影响力。而这些人，不一定就是开出最大支票的人。所以我还是不要点名了，但确实有一些有限合伙人，不管支票大小如何，我都会百分之百愿意见他们。这些人，才是真正最厉害的那一类。 Harry Stebbings ： 如果说现在 Andreessen 的产品线里，还有什么是你最希望补上的，你最想要的会是什么？ Marc Andreessen ： 你是指投资产品吗？也就是投资策略那一类？对我们来说，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在反复讨论的有两个方向： 一边是公开市场股票，另一边是信贷 。这两个方向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值得去做；但与此同时，把它们放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内部来做，也各自都有一些问题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始终还没有遇到那个真正促使我们下决心扣动扳机的时刻。不过如果要提名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两个。 Harry Stebbings ： 如果我们继续聊你前面提到的那种 “ 砂石里的钻石 ” ，我会说，我人在欧洲，而地理位置有时候确实能帮助你发现这种机会。你觉得，如果今天要做一家 AI 公司，是不是就必须待在旧金山，或者至少待在硅谷？ Marc Andreessen ： 对，我先从一个前提说起： 我其实真心希望科技行业能够去中心化 。很多时候我给人的感觉像是个硅谷的坚定拥护者，甚至像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坚定拥护者。我并不是在这里长大的，我某种意义上算是个 “ 移民 ”—— 当然是在美国国内，从别的州 “ 移民 ” 到加利福尼亚州，我后来也一直没离开。 Harry Stebbings ： 你没搬去迈 阿密吗？我当时都搞糊涂了，我一直在想： “ 他为什么搬去迈阿密？ ” 我查到的资料明明说没有，但我又想，到底怎么回事。也许他学 Sergei 那样搬了。 Marc Andreessen ： 没有，我是加利福尼亚州、加利福尼亚州、还是加利福尼亚州。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扎得很深。所以你看，我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硅谷狂热派，不是那种觉得 “ 所有东西都应该留在硅谷 ”“ 所有东西都集中在这里才是好事 ” 的人。我并不这么想。而且我对硅谷存在的各种问题看得非常清楚，也一直很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。我可以花很长时间把这些问题一条条讲给你听，不过你大概也都知道了。 硅谷作为一个地方，确实有很多现实问题，光是最实际的那些就很多：生活成本、住房成本、交通成本、通勤问题 …… 然后一旦进入政治层面，那又是一整串更可怕的问题。所以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多。至于旧金山这座城市本身，也有很多问题。它是一座百分之百不想继续扩张的城市，是一座其平均意义上的选民并不希望商业继续存在于这里的城市。它在生活质量等方面，也确实存在很现实的问题。所以我非常希望看到这个行业分散到整个美国，再分散到全世界去，我是真心希望如此。 2020 年到 2021 年那阵子，我一度对这件事非常乐观。我当时觉得，新冠疫情当然很糟糕，但突然普及起来的视频会议，再加上 Slack 、虚拟办公、混合办公，以及所有那些帮助公司去中心化、帮助大家在家远程运作的新管理方法和新技术，真的让我们终于找到了摆脱硅谷地理限制的办法。 2020 年时我最震惊的是：银行系统居然没有崩，股市居然没有崩，事实证明你完全可以把这么多公司搬到线上，它们照样能运转。硅谷自己也没有崩。相反，很多硅谷公司还增长得很快。所以从 2020 年到大概 2023 年那段时间里，我一直非常兴奋，觉得我们终于破解了如何摆脱硅谷地理约束这道题。但在过去两年里，这个趋势发生了惊人的反向急转弯。 如今科技行业比它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在硅谷。而且原因非常具体，就是 AI 。我甚至觉得，接近百分之百的高质量 AI 公司，都在加利福尼亚州，更具体地说，都集中在以我现在坐的位置为中心、二十英里半径以内。当然也有例外， Eleven Labs 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例外， Black Forest Labs 也是；还有一些我们非常自豪的公司，比如 Mistral ，当然确实都有例外。但老实说，如果你去看价值创造的数字、去看人才基础、人流的方向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现实就是：核心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。所以实际情况会是，这个地区在未来十年里的中心地位，会比过去五十年里的任何时候都更强。 Harry Stebbings ： 你刚才提到了硅谷以及更广义上加利福尼亚州的种种问题。那当你看今天美国的整体局面时，你是比以前更乐观了，还是更没那么乐观了？ Marc Andreessen ： 和两年前相比，我现在乐观得多；但和二十年前相比，我又没有那么乐观。美国人的性格也好、民族精神也好，里面有某种很神奇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。老实说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，也来自于几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不断流入这里，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在过去四百年里移居到这里的伟大欧洲人。这个国家如此庞大，如此强大，在地理条件、自然资源、体量和规模上又如此幸运和受眷顾；可与此同时，它又异常充满活力，把冒险精神刻进了自己的基因里，并且一直有一种传统：对真正巨大的赌注，敢于以极其激进的方式狠狠干下去。这一点真的很了不起。你总会担心 —— 至少我以前会担心 —— 这种东西是不是正在减弱。 还有一个我经常用的词，叫 “ 管理主义 ” 。你总会担心，所有东西都在变得越来越管理化、越来越官僚化、越来越陈旧。美国当然有很多地方确实如此。但即便如此，只要那个 “ 新东西 ” 一出现，美国人整体气质里就总有某种东西会扑上去，像疯了一样狠狠干，像抛鱼叉一样猛地扎过去。这正是我们现在在 AI 上看到的情况。那种热情的程度、资本集中的程度、决心的程度，实际上仍然被严重低估。你肯定也看了 Elon 前几天晚上那个关于超大型工厂的展示吧？我看完很受震撼。我每天都在和这些能力极强、雄心勃勃的人打交道，我自己也会在一些事情上和 Elon 合作，但我看完那个展示时，还是被那种野心的规模震住了。你最后会学会承认：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把这种事做出来，那就是这里。过去三十年里，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地方，能让 Elon 做成他做成的这些事。谢天谢地，他来了这里把这些事做出来。真的，太惊人了。现在这些 AI 公司在做的事，非常惊人；那些大型 AI 实验室做的事，非常惊人； Nvidia 做的事，我也觉得非常惊人。所以，这里面确实有某种特别的东西。 我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并不想变成这样。要是年轻时候的我，大概会说： “ 这太疯狂了，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一点？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么做？ ” 但现实当然并不只有纯粹的上行空间。美国性格里有一部分，确实比很多其他国家、很多其他文化更粗粝一些。所以这里面肯定既有好处，也有坏处。 Harry Stebbings ： 那你会担心我们现在看到的财富不平等吗？在我看来，这种不平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。而且显然，科技领域现在创造出来的财富规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。你会担心这种财富不平等吗？ Marc Andreessen ： 首先，它肯定没有严重到 “ 历史上最严重 ” 的程度。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，是因为我们知道历史。几千年来，人类历史的常态其实一直是这样：有一个强人，我们叫他国王、亲王，或者部落首领之类的；所有东西都归他，然后底下是农奴，他们在地里干活，但一无所有。更别提 —— 老天保佑 ——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，下面还有奴隶，他们同样一无所有，甚至连权利都没有。所以如果从长时段来看，人类历史的常态，其实是一种远比资本主义下更深刻、更强烈的不平等。所以第一，我会质疑这个问题本身的前提。第二，关于不平等的讨论，归根到底总是在问：你到底愿意生活在怎样的社会？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总体增长更快、生活水平整体持续上升、但与此同时不平等更大的社会里；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生活水平更低、增长更慢、甚至没有增长或走向衰退、但更平等的社会里？ 我有很多欧洲朋友会跟我说： “ 你不明白，对普通人来说，住在西班牙这种地方，其实比住在美国好得多，因为最基本的生活安全感强得多。 ” 我承认这一点，这大概是真的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想要一个能登上月球、能做出 AI 、能做出现在这里正在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的国家，那你必然会看到结果的分散，必然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结果拉开差距。只要看经济增长率本身，你其实就已经能看出很多东西。正如你也知道的，现在已经有一批欧洲国家，不是停滞，就是在萎缩。 Harry Stebbings ： 那当你看到许多欧洲国家现在这种停滞甚至下滑的增长率时，你会担心欧洲的未来吗？ Marc Andreessen ： 我得先说，我是非常支持欧洲的。我骨子里就是个亲英派、亲法派，也是个亲德派。我爱这些国家，也爱这些地方的人。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。欧洲的人才资本简直惊人。你大概不会喜欢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但我在公司里有一句自己的说法：凡是搬到美国来的欧洲创始人，我们都应该投，我们就该本能地直接说 “ 好 ” 。 Harry Stebbings ： 数据大概也会支持这一点。 Marc Andreessen ： 没错，完全是这样。这其实是两件事叠加起来的结果：一方面，是那种非常纯粹、非常高的原始天赋；再加上欧洲那套优秀的教育体系，以及与之配套的一切。而另一方面，则是：一个人决定搬到美国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愿意去承担风险的意愿，意味着他愿意把事情抛到空中去搏，愿意去追求更高水平的成就。总之，我是真心希望欧洲繁荣。我真心希望欧洲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像美国一样，充满活力、充满兴奋感。我真心希望欧洲的 AI 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。我也真心希望伦敦能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。上帝保佑，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些这样的迹象。毕竟伦敦已经通过 DeepMind 发挥了关键作用，而 Eleven Labs 现在也在很大程度上扎根在那里。 Harry Stebbings ： 但如果我现在让你当一回欧洲的 “ 总负责人 ” ，你可以随便改任何事，就像给你一根魔法棒，让欧洲能重新点燃增长和雄心，重新去追求新的成就水平 —— 那你会改什么？ Marc Andreessen ： 老实说，这类对话我已经聊过很多次了。过去三十年里，来找我谈这个问题的人有很多：国家元首、高级官员、各种委员会里的研究人员，研究这种问题的人，等等。 基本上，这类对话总是完全一样。我都不知道这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对话模式永远是一样的：他们说， “ 我们真的很想在某个地方复制出一个类似硅谷的现象。 ” 然后我就说： “ 好，那你们就做甲乙丙丁戊己庚这些事，这些就是要做的事情。 ” 接着他们就会说： “ 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事怎么办？ ” 每一次，几乎都是这同样一段对话。 Harry Stebbings ： 对，就是这样。 Marc Andreessen ： 其实有很多人是知道答案的。他们知道：确实有一套公式，确实有一组事情是可以做的，不管这个问题是建设科技产业，还是别的什么紧迫议题 —— 财政也好、别的什么议题也好 —— 他们其实知道该怎么做。然后他们又会开始解释：为什么这些事他们做不了。再然后，他们又回到公共场合，半真半假地装作自己并不知道答案。所以我也不知道，他们是不是觉得这样会更能给人希望。大概唯一算得上鼓舞人心的一点，是这些人的理解水平其实比表面看上去要高；而令人泄气的一点，则是他们在 “ 勇气 ” 这部分，大概还是差了一截。 Harry Stebbings ： 然后他们就落选了，接着下一轮循环又重新开始。 Marc Andreessen ： 是啊，这里面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地缘政治差异。你也知道，美国的宪政体系和欧洲那种议会制体系之间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：在美国，如果一个总统变得非常不受欢迎，他的支持率会掉到 40% 左右；但在欧洲，如果一个政治人物变得不受欢迎，他的支持率能直接掉到 6% 。 Harry Stebbings ： 对，他们起点 大概就是 40% 。 Marc Andreessen ： 对，他们从 40% 起步，然后一路俯冲到 6% 。所以我有时会看着这种情况想：哇，如果你明知道自己的默认轨迹就是从 40 掉到 6 ，那也许现在就是该试点不一样东西的时候了。 Harry Stebbings ： 我们以前 确实有过一位首相，全国人民居然都在下注：我记得好像是在赌一个土豆和她，到底谁能在任上撑得更久。而且那还是个正经八百的预测市场，赌的是土豆。顺便说一句，那土豆还是全程直播的。我们甚至还得等着确认 “ 土豆死亡 ” 这件事。 AI 经济学：技术平权与 “ 抢走工作 ” 的伪命题 Harry Stebbings ： 我们刚才聊到 了欧洲的未来，也聊到了在 AI 时代是不是非得待在硅谷不可。那如果再往前看一步，当我试着推演这件事最终会怎么发展时，我真正想问的是： AI 带来的收益，最后会更像 AWS 那样，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层的统治上；还是会更像互联网那样，价值最终分散到各种应用层里去？ Marc Andreessen ： 其实，我想给你一个更宽一点的回答。你这个切入方式很好，但对最初那个问题，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答案。之前我说 “ 硅谷集中化 ” 的时候，主要指的是构建 AI 的那些主线公司，也就是 Google 、 OpenAI 、 Anthropic 、 Meta 、 xAI ，以及 Nvidia 这些，核心确实都在硅谷，这一点当然是真的。但还有第二阶段，而且这一阶段恰恰让我非常兴奋。 这个第二阶段也正好和你现在的新问题有关： AI 的好处、 AI 的力量，会以一种远超人们预期的程度向全球扩散。而且，我甚至觉得这种事其实已经在发生了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也能部分回答你刚才关于不平等的问题。因为人们通常总会假设：最大的公司一定会最先拿到最好的技术，或者最富有的人一定会先拿到最好的技术，诸如此类。 但如果你仔细看 AI ，会发现它可能是我们见过最 “ 高度民主化 ” 的技术 —— 这里说的是 “ 小写 d 的民主化 ” ，也就是人人都能接触、人人都能使用的那种民主化。它其实延续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路径，所以我才对这件事这么有信心。 这一切已经开始发生了：世界上最好的 AI ，其实就是你从 iPhone 的应用商店里下载下来的那个应用。世界上最好的 AI ，就是 OpenAI ，或者别的什么 —— 反正就是那几个真正还在比赛里的头部之一。你把那个应用下载下来，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AI 。从不平等的角度看，你大概得为它付 20 美元；如果你真的用得很多，可能得付 200 美元。但话说回来，现在免费的那些已经很不错了。而且 Google 已经在免费送出很多 AI 能力， Microsoft 也开始这么做了，其他公司也一样。所以，世界上最好的 AI ，实际上就是那个面向消费者、所有人都能拿到的版本。 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前面那段讨论还有第二层意思：全世界的人都将会使用 AI—— 事实上这已经在发生了。因为这些应用现在马上就要跨过十亿用户，而且增长得非常快。所以再过不了多少年，全世界五十亿人都会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、通过互联网接入 AI 。这会是一种极度彻底的技术民主化。 所以 AI 的使用本身 —— 它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、给企业带来的好处、给经济带来的好处 —— 都有可能以一种极其激进的方式去中心化 。先说到这里，然后我再回到你后面那个 “ 作为投资人，这意味着什么 ” 的问题。 Harry Stebbings ： 所以我真正想问的是：我们现在说 “ 模型会下沉到基础设施层，再继续往应用层走，并不断侵蚀应用层价值 ” ，这种判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？比如我们看到 Anthropic 发布一个安全更新，我拿这个例子只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有点夸张 —— 它发了个安全更新，结果 CrowdStrike 和 Cloudflare 的股价就跌了 8% 、 9% 。当然，这显然不是说它今天就已经威胁到 CrowdStrike 和 Cloudflare 了。可你觉得，那些核心模型、比如 OpenAI 这样的公司，会不会不断向应用层推进，并持续吞掉越来越多的价值链？ Marc Andreessen ： 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回答。首先，有一个比这更大的现象，也就是我刚才那个回答正想走向的地方。其实，存在一个甚至比 “ 模型会不会吞掉应用层 ” 更大的现象。关于这个现象，还有一篇论文 —— 我们之后也许可以把链接放出来 —— 里面用了一个词，叫 “ 熊彼特经济学 ” ，是以 Joseph Schumpeter 命名的。他是提出 “ 创造性毁灭 ” 理论的那位经济学家。那位经济学家在论文里讲的是 “ 熊彼特式收益 ” 这个概念。他做了很多不同技术的分析，最后得出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：每当一种新的基础性技术出现 —— 不管是电力、蒸汽动力、计算机、互联网、智能手机，还是 AI—— 最终接近 99% 的经济价值，都不是以 “ 造出这种东西的公司赚走了 ” 的形式体现出来的，而是以市场上客户获得了巨大好处的形式体现出来的。经济学家把这个叫作 “ 消费者剩余 ” 。也就是说，消费者真正获得的收益，远远大于他们实际支付出去的钱。 这个分析的意思大概就是：如果你去看互联网下游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经济价值，其中大约 99% 都归到了互联网的使用者身上，而不是归到了建设互联网的那些公司身上。智能手机也是一样。谁真正拿走了智能手机的经济价值？是全世界每一个借助智能手机让自己的生活或工作变得更高效的人。他们拿走了智能手机 99% 的价值； Apple 和 Google 拿到的，也许只有 1% 。 AI 也会完全一样。我甚至觉得，现在已经就是这样了，而且未来可能会更夸张。 也许 AI 价值的 99.9999% 最终都会归到使用者身上，而不是归到那些制造 AI 的公司身上 。我之所以特意提这个，是因为这其实才是更庞大的经济力量。这是一个大得多得多的价值总量，它会向整个世界扩散开去。某种意义上，它几乎像 “ 暗物质 ” 一样：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里、在自己的企业里、在自己建造的所有东西里体验到这种价值，只要他们在使用 AI ，不管他们身处世界哪个角落。但几乎没人会去真正把这些价值一笔笔加总出来，也几乎没人会因此 “ 记上一功 ” 。可一旦你真的去做这个分析，你就会发现，真正压倒性的收益其实都在那里。也就是说，照你刚才那个问题来理解，你其实是在问：那剩下被 AI 行业内自身截留下来的那 1% 价值，到底会在谁手里争夺。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而且毫无疑问是核心问题。 Harry Stebbings ： 想更进一步问的是：如果我们真的相信，未来软件支出会不再只是软件支出，而是会开始吞掉原本属于人工劳动的支出，也就是说，原本花在人身上的钱会转移到软件上去， 那这套经济学逻辑会不会变？一旦这样，市场规模就会爆炸，公司的体量也会大到前所未有。比如说，像 Harvey 这样的公司，真的吃掉了大量法律工作，尤其是初级律师的工作，那他们不就真的完了吗？如果市场规模真的爆炸了，我们又该怎么看这种事？ Marc Andreessen ： 你身边肯定有朋友，在 AI 出现之前就是很优秀的程序员，而现在他们已经在用 AI 写代码了。那他们共同报告的一件事是什么？ Harry Stebbings ： 生产力高得多了，而且他们已经离不开它了。 Marc Andreessen ： 那他们现在工作时间是比以前更多了，还是更少了？ Harry Stebbings ： 更多了。 Marc Andreessen ： 对，没错。所以，所谓 “ 劳动会被整体替代 ” 这整套说法，是百分之百错误的，完全错了。这就是典型的零和经济学，是 “ 固定劳动量谬误 ” 。这种错误一次又一次出现，在历史上总是错的，这次也还是会错。 Harry Stebbings ： 可 那些 能力很一般的人呢？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刻薄，也很糟糕，但说真的，大多数社交媒体经理水平都很烂。好吧，我这下要惹麻烦了。不是你说的，是我说的。假设你现在有一个 AI 驱动的社交媒体工具，它完全可以替代 AT&T 那种公司里的普通社交媒体经理，那你肯定会这么干吧？ Marc Andreessen ： 我不是想冒犯谁，但这其实就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式：世界上有一部分固定的工作量，要么机器来做，要么人来做，所以机器做了，人就失业了。但真正的答案应该是 —— 而且技术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起作用的， AI 也会是一样 —— 每一个今天还是社交媒体经理的人，现在都已经有 AI 了，或者很快就会有 AI 。他们每个人都会把 AI 放在手边。从今往后，不管他们想在生活里做什么、在工作里做什么、在职业发展里做什么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什么，他们都可以借助 AI 去完成。他们会用 AI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，他们会用 AI 学新技能，他们会用 AI 在工作中变得更高效，他们会用 AI 把今天那些大量重复、繁琐、低价值的杂活甩掉，从而去做更高价值的工作。 而这时候我说的就只是经典经济学了，也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的那一边：经典经济学会说，技术 —— 包括 AI 在内 —— 真正的经济功能，是提高生产率，尤其是提高单个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。这种事以前已经发生过很多很多次了。以前一个人拿铅笔和纸写东西，后来你给他一台打字机；再后来他用打字机写东西，你又给他文字处理软件；以前他手工记账，后来你给他电子表格 …… 诸如此类。 “ 社交媒体经理 ” 这个岗位，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根本不存在，技术本身其实会创造新的工作，创造新的岗位。 Harry Stebbings ： 那也许我就是个欧洲式共产主义者吧。可如果真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到处都在看到裁员？为什么我见到 的每一个首席执行官都在说： “ 我们现在不再扩招了，或者我们在缩减人员规模。 ” 这是为什么？ Marc Andreessen ： 这个其实很容易解释。第一，利率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之前的利率在零附近，然后大概三年前，利率以创纪录的速度从零升到了 5% 。所有公司，尤其是大公司，都不得不重新做财务规划，因为它们的资本成本一下子上升了五个百分点。它们必须把整套财务计划全部重来。 第二，它们在 COVID 期间招人招得太过头了。那一波招聘狂潮简直疯狂。其实是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：一方面是 COVID 期间利率降到零，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公司在全面转向线上办公之后，纪律性彻底崩了。员工在屏幕上只剩下一个个图标，于是大家就会想： “ 那就再多招一堆人吧。 ” 所以现在实际发生的事情，其实是：几乎每一家大公司都人浮于事。我们可以争论到底多严重，但至少都多了 25% 。大多数大公司多了 50% ，很多公司甚至多了 75% 。而现在，它们又刚好有了一颗银弹式借口，那就是 AI 。可我之所以知道这不是事实，首先是因为我确实和这些人聊过；其次是因为直到去年 12 月， AI 实际上都还没有好到可以顶替掉它们现在正在裁撤的那些岗位。所以，这不可能真的是 AI 造成的。 人们会去看新员工招聘率，看应届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到底变得多难，然后也把这一切归咎于 AI 。但这里面其实是两件事。第一，那些之前过度招聘、过度投入、现在又不得不削减支出和人员规模的公司，自然不会再招很多人了，这是一部分原因。第二，也许我们也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：过去十年里，很多大学毕业生具备的技能结构，并不一定真的对得上现在的就业市场。这是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话题，但它也同样是原因之一。你如果随便去问一个雇主，他们马上就会这么告诉你。 争议投资、写作灵感与个人身份认同 Harry Stebbings ： 你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会起标题、最会写宣传口号的人了。 “ 是时候建设美国活力了 ”“ 软件正在吞噬世界 ”—— 我脑子里都能想象出你坐在一个有点 Musk 式氛围的房间里，外面是美国乡间，烟雾缭绕，然后你就想出这些标题。你的标题创作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？ Marc Andreessen ： 那其实就是 “ 长期积压的原始挫败感 ” 最终爆发的结果。 Harry Stebbings ： 这比我脑海里的浪漫想象更有诗意了。 Marc Andreessen ： 它像是埃特纳火山喷发。基本上，总是在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的时候。我会觉得：不行了，人们从根本上想错了，他们理解错了。老笑话不是说吗 —— 互联网上有人说错了话。大概就是那个逻辑不断放大。也就是说，每当世界上存在某种根本性的误判，而且那东西就是不对时，我就会写。然后当然，我也有足够强的自我意识，或者说自负，去相信：我可以把这件事纠正过来。所以通常就是这样。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，真正动手起草时，每一次其实都只花了大概两个小时。就是直接一口气写出来，狠狠干完就走。但之所以能这样，是因为在这之前的整整两年里，我已经在不断变得越来越沮丧了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，你脑子里会有一个 “ 内心独白 ” 吗？你会在脑子里和自己说话吗？ Harry Stebbings ： 当然有，尤其是我跑步的时候。 Marc Andreessen ： 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事情其实是这样的：我一直在和自己争论。所以等到我真的动笔写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在脑子里和自己争了两年，一直在想，到底哪些论点才是最有力的。等到最后，它们就会一下子全都落到纸面上。 Harry Stebbings ： 我之前也这么问过 Doug Leone ，不过我很好奇，因为你也有同样的问题。你的话语分量 太重了。在这种分量之下，你怎么确保别人还会反驳你？ Marc Andreessen ： 这个问题我会直接转给我们负责投资者关系的主管。不过这和你刚才那个 “ 你们会不会真的在乎 500 万美元投资 ” 的问题，答案其实是一样的。有一些有限合伙人真的非常、非常聪明。更具体地说，在有限合伙人这个圈子里，有一些人非常有影响力。而这些人，不一定就是开出最大支票的人。所以我还是不要点名了，但确实有一些有限合伙人，不管支票大小如何，我都会百分之百愿意见他们。这些人，才是真正最厉害的那一类。 Harry Stebbings ： 如果说现在 Andreessen 的产品线里，还有什么是你最希望补上的，你最想要的会是什么？ Marc Andreessen ： 你是指投资产品吗？也就是投资策略那一类？对我们来说，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在反复讨论的有两个方向： 一边是公开市场股票，另一边是信贷 。这两个方向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值得去做；但与此同时，把它们放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内部来做，也各自都有一些问题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始终还没有遇到那个真正促使我们下决心扣动扳机的时刻。不过如果要提名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两个。 Harry Stebbings ： 如果我们继续聊你前面提到的那种 “ 砂石里的钻石 ” ，我会说，我人在欧洲，而地理位置有时候确实能帮助你发现这种机会。你觉得，如果今天要做一家 AI 公司，是不是就必须待在旧金山，或者至少待在硅谷？ Marc Andreessen ： 对，我先从一个前提说起： 我其实真心希望科技行业能够去中心化 。很多时候我给人的感觉像是个硅谷的坚定拥护者，甚至像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坚定拥护者。我并不是在这里长大的，我某种意义上算是个 “ 移民 ”—— 当然是在美国国内，从别的州 “ 移民 ” 到加利福尼亚州，我后来也一直没离开。 Harry Stebbings ： 你没搬去迈 阿密吗？我当时都搞糊涂了，我一直在想： “ 他为什么搬去迈阿密？ ” 我查到的资料明明说没有，但我又想，到底怎么回事。也许他学 Sergei 那样搬了。 Marc Andreessen ： 没有，我是加利福尼亚州、加利福尼亚州、还是加利福尼亚州。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扎得很深。所以你看，我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硅谷狂热派，不是那种觉得 “ 所有东西都应该留在硅谷 ”“ 所有东西都集中在这里才是好事 ” 的人。我并不这么想。而且我对硅谷存在的各种问题看得非常清楚，也一直很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。我可以花很长时间把这些问题一条条讲给你听，不过你大概也都知道了。 硅谷作为一个地方，确实有很多现实问题，光是最实际的那些就很多：生活成本、住房成本、交通成本、通勤问题 …… 然后一旦进入政治层面，那又是一整串更可怕的问题。所以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多。至于旧金山这座城市本身，也有很多问题。它是一座百分之百不想继续扩张的城市，是一座其平均意义上的选民并不希望商业继续存在于这里的城市。它在生活质量等方面，也确实存在很现实的问题。所以我非常希望看到这个行业分散到整个美国，再分散到全世界去，我是真心希望如此。 2020 年到 2021 年那阵子，我一度对